落戶沅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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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1月3日，這個日子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長沙十一中同學，響應毛主席“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號召，毅然奔赴沅江農村，在那里建設廣闊天地。
    那時戶口政策是很嚴密的，農轉非談何容易，而我們將長沙市戶口轉往偏僻的沅江農村時，眼睛都沒有眨一下，我們當時想到的是那里需要我們，我們要把一腔熱血獻給社會主義新農村，于是，我們高高興興地把戶口主動遷往那4毛錢一個工日的沅江共華區白沙公社。
    大人們想的卻沒有我們這么簡單，我發現媽媽幾次都背著我們偷偷抹淚，父母對兒女的愛，比山高，比海深，無奈那時自己太單純，無法理解母親的一片苦心。我們家七兄妹，我排行第四，我便對媽媽說，媽，不要緊的，我走了，還有哥哥姐姐（當時哥哥姐姐已參加工作）在長沙照顧您，您不會孤單的。
    那個時候沒有數碼照相機，照片都無法留存，題圖的那一張還是我進廠后拍的，已經很模糊了，不過，還有一點點那個時代的印記。
    1969年1月3日傍晚，我們一行七人（全部是我們同班同學，四男三女）與長沙市300多名知識青年一道，告別了省城長沙，乘輪船前往沅江。輪船開動了，看著波濤滾滾的湘江水，再看看碼頭上媽媽蒼老的身影，我內心猛然一陣顫抖：媽媽啊，媽媽，孩兒一定為您爭氣，干出一番成績來，報答您的養育之恩，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叨。
         
        

         那時知青下農村安置方式基本就是兩種，一種是單個單個的知青分散到農民家里入戶，另一種是三五個知青集體插隊自成一戶，我們是后一種形式入住沅江的。
    4日上午，我們坐的輪船到達沅江，幾經周折，我們7個人被分配到沅江共華區白沙公社仁東大隊第四生產隊。那是一個很窮很窮的大隊，年年歉收，一個壯勞力一天掙的工分只值4毛錢。當時還流傳一段俗語：傾腦殼，癟肚皮，不要問，是仁東的。意思就是說窮得叮當響。
    生產隊長把我們七個人帶到隊里為我們建造的一幢茅草房前，這里建草房很容易，墻壁全部用蘆葦桿糊上牛糞壘成，屋頂是茅草，窗戶也用蘆葦桿編織，我們七個人四個男生一間臥室，三個女生一間臥室，中間是堂屋（現在叫客廳），女生臥室連著廚房，男生臥室連著茅房，后面是菜園，前面是一塊小坪，這，就是我們的家了。
    入住后，我慢慢了解到，這個生產隊人少田多，人均三畝多水田，一到農忙忙得不亦樂乎。我們從省會城市一下來到這湖區，晚上沒有電燈，業余時間沒有娛樂活動，真還有點不習慣。這里晚上有的只是生產隊開會斗地主。最有意思的是，他們隊上作田的好把式不是地主就是富農，晚上挨批斗，白天和大家有說有笑的。有個地主的兒子（其實他很年輕，有文化。他的成分是因他父親而定的）對我們很好，他時常把家里做的壇子菜、臘肉拿來接濟我們，我們這些餓撈鬼吃著他的就忘記階級界限了，都說他好，有文化，有本領，為人厚道，這樣的人算地主的話，那地主也不錯也。（年代久遠的事了，想起一點寫一點吧）

         我們剛下去那一段時期，還是那里的農閑時期，每天出工就是拿一把鐵揪跟著大伙去深翻土地，那一楸下去，黑油油的田土被翻出來，剛剛干了十來天，手上都打起了泡，這還不算什么，最要命的是那里的業余生活太無趣了，晚上吃完飯，我們就只能在堤壩上游游，然后回屋睡覺，幸好同來的任康民還帶來了一個半導體收音機，這在那地方可是個稀罕物，只要我們的收音機一叫，左鄰右舍的姑娘小伙子就都圍攏過來，聽到里面唱戲時，就連隊里的老農都來湊趣了！我最喜歡聽的還是新聞，我們那個地方離公社遠，報紙只能看到三天前的，那么，新聞的時效性在我們那兒簡直等于零了。
    經常收聽收音機，我發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每晚12時有一個記錄速度的新聞節目，就是說每天的重要新聞都會用記錄速度重播一遍，這樣，我們就能用筆記錄下來了。哈哈，我找到事做了，我每晚把一些最重要的新聞記下來，第二天用紅紙抄寫出去，貼在我們知青屋墻上，這下可熱鬧了，大隊部、各生產隊都來我們這里看新聞了。記得最清楚的是，1969年4月1日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我提前把九大新聞公報貼出去了，比公社報紙到來早了三天，這事轟動了整個公社，公社社長和黨委書記都表揚了我們，并把我們知青點樹為全公社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紅旗知青點，我也就小有名氣了。
    一天，一個干部模樣的人來到我們知青點，點名找我談話。他說，你已經被特許列席（我不是黨員）參加沅江縣第九次黨員代表大會，要我準備一下，去縣里開會。他還告訴我，全公社400多名知青，你是唯一一個，要珍惜啊！當時我高興極了，生產隊長告訴我，你呀，有口福了，縣里開會經常是大魚大肉，管飽。當時的生活太清苦了，我們都吃了個把月“紅鍋子”菜（沒有油炒的菜）了，聽到這個消息，我哪還有不樂的。
    縣黨代會一去就開了十五天，果然每天大魚大肉，代表們一個個吃得肚滿腸肥，我作為知青代表既然參加了縣黨代會，接下來的公社黨代會（8天）、大隊黨代會（5天）都名正言順地參加了，回來后又參加生產隊黨的九大精神傳達會議，那一個月就泡在會議里了。

         農忙時節到了，那時叫“雙搶”：搶收、搶插，那是一段最艱苦的時期，我們家里帶來的臘肉、腌菜、茶油等都吃光了，接下來就吃紅鍋子菜，沒有一點油星子，到后來，菜都沒有吃的了，就吃米湯泡飯，用柴火渥飯，用鍋巴當下飯的菜，就這樣，我們男生中晚餐都得吃三菜碗飯……
     雙搶也是一年最炎熱的季節，每天早上四點就得起床，走在田神干子（田埂）上，我都能邊走邊睡，早上要干到8點來鐘才能回家吃早餐，肚子餓得哇哇的叫，可還得干最重的活。我記得，190多斤重的濕谷子（邊走邊滴水）我要跳上走二華里路，有時腿都發軟了（主要是餓的）還得硬撐著干，我們7個人一個扮桶，女生就割禾，男生就扮禾，一個個曬得黑糊糊的。中午有幾個小時休息，倒下就睡得著，四點的樣子起來干活，直到晚上8點才能回家吃飯，不知道，那時的飯就那么好吃，菜也不要，一口氣就是三大碗，肚子撐著，口里還想吃。
    后來實在是撐不下去了，我們把自己喂的狗也宰了吃掉了，在田里打死一只野貓也吃了，記得那一大鍋紅燒狗肉端上桌時，把左鄰右舍都吸引過來了，他們那里人不吃狗的，見我們搞得這么噴香的，都忍不住要嘗一口，小孩子就更管不住自己的嘴了。農民們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還時常接濟我們，那個地主的兒子一次把他們家準備過年的三斤臘肉都全都送給我們吃了，吃著地主兒子送來的臘肉，我們當然念著他的好，于是就時不時地幫他在大隊書記面前美言幾句，讓他少受些批斗之苦！
    在苦熬苦掙中，四十多天的“雙搶”終于過去了，我們不僅一個個曬得像非洲人，而且口糧也大大超標了（知青下鄉頭一年口糧由國家計劃供應），城里人還有什么別的法子啊，大家都計劃著回長沙“求援”去了。

          正當我們計劃著回長沙求援的時候，大隊書記找上門來了，他交給我們一個意想不到的任務：排演革命現代樣榜戲（用花鼓戲調子演唱）。
    由于我剛來時搞過一些文字宣傳活動，加上原來在學校就愛好寫寫稿什么的，大家就都推舉我為頭，擔任文藝宣傳隊隊長，排演革命現代花鼓戲：紅燈記。
    說真的，以前要我寫篇小稿子還好應付，可現在要排戲，我哪里是這個料啊！我跟支書說，楊支書啊，我自己連花鼓戲都不會唱，哪能領著大家排練花鼓戲啊！支書笑著說，我們這里十里八村的，就數你們肚子里墨水多，我就相信你們能想出辦法的，再說唱花鼓戲我這里伢妹子大多數都曉得一點，你們就邊唱邊像吧……看來這負擔子我是推不掉了。
    好在我先前說的那個任康民同學人很聰明，花鼓調也懂得幾句，他極力支持我，于是，我們便在社員中招募演員。因為排革命樣板戲一律由大隊補貼工分，那些鄉里伢妹子一窩蜂都來報名了，特別是李鐵梅這個主角，許多小姑娘都爭著演，大隊的會計、隊長都找我，我還真的拿不定主意了。最后，大隊楊書記說他那16歲的女兒在學校就唱過花鼓戲，我正好就湯下面，選了書記女兒演鐵梅了。
    現在想來排戲還是蠻好玩的，年輕伢妹子一天到晚嘻嘻哈哈打鬧在一起，唱一陣，笑一陣，還不要出工曬太陽，好在我們有現成的京劇樣板戲《紅燈記》的劇本，照著劇本，把唱詞全部改成花鼓調（現在想起來我只記得有一種花鼓調叫學錢調），照著唱就行了，鼓樂班子大隊有現成的，喊來配上戲就行了。

         
    經過一個多月的排練，我們排演的革命現代花鼓戲《紅燈記》終于粉墨登場了。第一次演出是到十多里外的新華公社演出，楊書記親自帶我們去。記得我們到達新華公社時，還是中午時分，只見公社大操坪里早就搭起了戲臺，幾個農民正在忙著在戲臺上收拾。我們下午進行了最后一次彩排，我一再要求大家記好臺詞，雖說農民兄弟不會太挑剔，但中途卡殼還是不行的。
    晚上八點，就著公社的煤氣燈，我們辛苦排練了35天的《紅燈記》終于開鑼打鼓演出了，由于我負責組織工作，所以我在戲中只擔任了日本人的一個伍長角色，僅有一句臺詞，四個字：“帶——李——玉——和！”還得拖著長腔喊——
    在熟悉的花鼓調中，我們的七幕花鼓戲《紅燈記》順利演出了，社員們情緒十分高漲，掌聲、歡呼聲不絕于耳，戲收場了，人們還久久不愿離去。其實，我心里十分清楚，在當時那個年代，業余文化生活可以說是一片空白，這個時候能有一幫人上臺唱唱湖南人熟悉的花鼓戲，哪個又不會鼓掌歡迎呢！
    散戲后，公社劉會計把我們宣傳隊一行二十多人全部請到他家，我進屋一看，啊，好家伙，他家里擺了整整三桌酒席，大魚大肉滿滿一桌，我們21個人加上公社干部，大家樂樂呵呵地吃開了。      
    當我們的飯吃到九成飽時，新華公社劉副社長風風火火地趕進來了，見我們這么多人在這吃飯，臉色就有些難看。他跟我們楊書記說，你們怎么在這里呢，說好是到我那里吃飯的，我那里飯菜都安排好了，那你們得去啊！楊書記面有難色，走過來跟我商量……看這個陣勢，我估計，這兩家吃飯都是公社支付費用的，劉副社長那里既然安排了飯菜，我們去都不去一下那他明天還真不好報賬呢！我就跟楊書記說，那我們就過去打個招呼吧，于是，這吃得差不多了的20多個人，又一窩蜂來到劉副社長家再吃，直到一個個肚子都撐得不行了………
    回來的路上，大家的情緒特別高漲，在那個清苦荒誕的年代，我們這樣一群人，玩也玩了，樂也樂了，吃也吃了，演出任務也完成了，誰能不樂呢？
    一路上有人又哼哼哈哈地唱了起來：
    臨行喝媽一碗酒，
    渾身是膽雄赳赳，
    鳩山設宴和我交“朋友”，
    千杯萬盞會應酬……（這幾句，我到現在還會唱）

         我們排演的革命現代花鼓戲在新華公社演出成功后，在整個共華區引起轟動，接下來的一個多月里，把我們累得夠嗆。附近的公社和大隊，爭著搶著請我們去演出，有的公社領導甚至上門來跟我講好話，要我們先到他們那兒演出。值得慶幸的是，宣傳隊的同胞們一個個情緒高漲，每到一個地方，迎著我們的都是一張張笑臉，好飯好菜地接待，那年月，有這等好事大家哪能不樂呵呢。當時由于當地農民都不愿演壞人，我只好安排我們一個知青演叛徒王連舉，他還老大不高興呢，這段時期來他嘗到演戲的甜頭了，情緒也特別高漲，時刻幫我忙這忙那的。我想，戲嘛，反正就是這一出，唱過來唱過去的就那么回事，我們就干脆演到底吧。于是，我們就一個個公社、一個個大隊地出外演出，整整鬧騰了30多天……
    一天，楊支書把我喊到大隊部，好好地表揚了我一番，說我們隊的革命現代樣板戲不僅得到公社黨委的好評，還引起了區委、區政府的高度重視，并鼓勵我們繼續演下去。聽話聽音，鑼鼓聽聲，我一想糟啦，是不是又想要我們排演其他的幾出戲呢？這還有完沒完啊？
    果然，楊書記接下來就正式交給我們文藝宣傳隊一個新任務，排演革命現代花鼓戲《沙家浜》。
    這個時候的節氣已經是秋分了，比起雙搶時期，田里的活兒也少了許多。于是，公社又開始掀起了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揪斗地富反壞的高潮，一天到晚沒完沒了的會議，搞的人心惶惶的。有時開會在公社食堂吃飯時，則要求人人要先念毛主席語錄，才能端碗拿筷子。對于我們知青來說，念幾句語錄倒不是難事，苦就苦了當地的一些社隊干部了，他們本身文化程度就不高，還得違心地貫徹上級下達的這些形式主義的東西，要他們念語錄吧，一口的當地沅江話，那念出毛主席語錄來笑得人死，有時搞得我們飯都冒辦法吃了。
    一次，一個大隊的隊干部念毛主席語錄，就把我們弄得云里霧里了，他說：“偶銀共產打人好比聾子……”（原文應該是：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當時有人就說，哈哈，你把黨員比著“聾子”了啊，搞得滿桌的人都哈哈大笑起來。其實，當地人說“我們”說成“偶銀”也是常事，“黨人”的“黨”字沒有念出后鼻韻母，就變成“打人”了；還有，當地人把“蟲”、“陳”、“種”字通通念成“龍”，所以，“種子”聽起來就像“聾子”了。
    農活閑下來不久，我們知青的口糧告急，一個個都請假回家求援去了。

          這是我下鄉后第二次回到長沙，頭一次是過春節，這次是中秋國慶一塊過。我住的街上都鬧鬧騰騰的了，媽媽說隔壁滿妹子調回長沙了，對門李嬸家的大兒子李自立也調到岳陽一家兵工企業了，還有哪個哪個的……媽媽的意思再明白不過了，就是想問我那里有不有回城的消息。我對媽媽說：“您老人家放心吧，有消息我會第一個告訴您的，再說我下鄉還不到十個月，哪那么容易回城啊！”媽媽聽了長嘆一聲，一句話也不說了，我知道媽媽擔心我，可我又能說什么呢！
    這次回來我簡直變了一個樣，就說這吃飯吧，沒有三大碗我不會放下筷子，媽媽好像怕我從來就沒吃過似的，變著法兒給我補充營養，我也的確是肚量飯量都大了似的，敞開肚子吃，想在長沙打好基礎，以便在冰冷的湖區過冬。
    返鄉的時間到了，我們七個人戀戀不舍地離開長沙，再次回到那渺無前途的廣闊天地……
    回來不久，楊書記就正式找我談話了，要趁著農閑排演花鼓戲《沙家浜》，我對《沙家浜》不是太熟悉，只好先和任康民熟悉劇本再說。
    那是回來后的一個星期，一天早上，兩個穿中山裝模樣的中年人來到我們知青點，其中一個個頭稍矮一點胖胖的中年人告訴我們一個天大的好消息，他說他們兩人是公社招工小組的，下來了解情況！
    烏拉，烏拉！我們幾個人被這突如其來的好消息樂暈了，一個個連哼帶唱地請兩位干部入座，還每人泡了一杯豆子芝麻茶給他們喝。原來，他們本身就是來自工廠的人，那個個頭稍矮的師傅姓劉，是來自株洲冶煉廠的；那個高個來自湖南綢廠，他們這次是帶著工廠的招工指標來到公社的，并被公社派往各知青點了解情況。大概聊了個把小時，劉師傅他們要走了，臨了，他點了一個人的名字，問是不是在我們這個隊，哈哈，我連忙說，就是我啊，您找我有事。
    劉師傅留下來單獨與我談了話,他說，在公社就聽說了，你是唯一一個參加沅江縣黨代會的知青代表，這次招工你是絕對有把握的了。他告訴我說，我們隊7個知青只有三個招工名額，那剩下的4個同學還得安心留下來，你是肯定要走的，那么，在公布名單之前，公社要開展“去者愉快，留者安心”的宣傳活動，你要帶頭表態，把生活安排好……
    劉師傅還說了很多很多，我都記不下了，我一方面為能夠回到大城市興高采烈，一方面為還有4個朋友不得不繼續留下來感到惋惜，都是一起來的，走一半，留一半，走的還好說，留下來的……就單單看著人去樓空的知青屋，都會傷感的……命運把我們安排在一起來到這里，而命運又讓我們四散五方，心里總不是個滋味……
    其實那個年代決定人們命運的遠非你自己的表現，而是自己的出身，四個男同學中唯有任康民出身小土地出租，他招工無望。最后七個人就走了我們三個男生，女生出身不好還得留下來繼續改造思想，任康民似乎早料到是這樣的結局，反過來還勸我不要難過，他們遲早會回來的（后來他們的確都陸續回城了，只是在那熬過了兩三年時間的）。
    劉師傅把幾個工廠的名稱都擺在我面前，由我選擇一家：湖南綢廠、十五冶機械化施工站（據說是流動單位）、湖南新生機械廠……綢廠全是女工、新生機械廠是勞改犯的工廠、十五冶是流動單位，最后我還是選擇了株冶，雖說不在長沙，但離長沙也不遠，況且據說是中央直屬企業。
    就這樣，我把我的一生押在了株洲冶煉廠，成為了一名堂堂正正的國企職工。
    要走了，與我們同去的三個女生爭著為我們洗衣服，她們把我們平時懶得洗的被子、床單等等都全部清洗一遍，有個叫小安的女生是我們這三個男生中一個姓楊的同學的女友，兩人更是難舍難分（后來兩人還是結婚了，今年7月25日同學聚會我還見到他們老兩口），那情景讓人有一種說不出的味道。

         鄉親們聽說我們三人回城進廠，都紛紛前來祝福，臨行前還給我們送來了許多土特產，一再叮囑我們以后再來，多好的鄉親啊！那些我帶著排演《紅燈記》的演員們天天圍著我說這說那，也是一副依依不舍的模樣……
    千里送君，終有一別，離別的時間到了，我們三個男生每人一擔行李都被鄉親們派專人挑著，徒步20多里到草尾鎮上船。我們走在堤壩上，看著前來送行的鄉親們向我們揮舞著手臂，一時間，我突然覺得如鯁在喉，親愛的鄉親們啊，你們還得在這塊黃土地上度過漫長的人生，我們卻要走向一個新的起點……
    到草尾鎮后，我們都請三位下力的農民兄弟進館子吃了一碗平時絕對舍不得吃的肉絲面，一毛五分一碗的肉絲面啊（鱔魚才八分錢一斤），農民兄弟狼吞虎咽幾口就吃光了，只差沒把碗吃進去了。他們反過來向我們道謝，我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在草尾鎮檢查身體通過后，我們登上了開往長沙的輪船，這段時期，我一直沒有給家里去信，現在看來可以告訴媽媽了。
    當輪船停靠在長沙碼頭時，我們看到了株洲冶煉廠前來接我們的8輛大型公共汽車，三輛車裝行李，五輛車坐人。為了不讓媽媽著急，我托分在長沙工作的同學為我媽媽捎去一個字條，上寫：媽媽，我已正式分配進株洲冶煉廠工作，下周末回來看您！（后來媽媽告訴我，她拿著我那個紙條四處找人念，其實是想讓鄰居們分享她的快樂的。）
    1969年1月3日落戶沅江，1969年10月23日進入株冶工作，我的知青生活就此告一段落。謝謝朋友們聽我嘮叨這些陳芝麻爛谷子的故事。

莊老師《落戶沅江》一文是對當年知青下放經歷的真實寫照。那個年代雖身不由已，但滿腦子革命理想主義，現在回想的確好笑。好在舊的一頁已翻了過去，我們的下一代沒走此路。應該感謝時代、感恩改革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