饑餓歲月瑣憶

只看該作者 · 2022-6-11 20:12:07

饑餓歲月瑣憶

文/石鼓歌

如果有人問我，你青少年時代最大的體驗是什么？我會脫口而出“饑餓”！

有人會說，你大概是出生在舊社會的吧？我說，你錯了。我是生在新社會，在五星紅旗下成長的，吾一生與共和國共患難。

我是一九五O年臘月生的。在我一歲的時候父母拖著一家五口從鄉下來到當時俗稱“小上海”的安慶市太湖縣繁華碼頭古鎮徐家橋定居。

那是位于府前選區4號的一爿小小的門面，父親做著裁縫生意。當時徐家橋是水陸交通便利的集鎮，又是皖西南邊陲最著名的物流中心。

由于客商眾多，商品貿易紅紅火火，父親的生意也格外繁忙。

父親雖然個子不高，但裁剪手藝十分嫻熟。因為他十二三歲就在江西九江學裁縫手藝，跟隨的師傅是專門給穿紅衣的洋人定制服裝的。所以那時裁縫手藝人成立了一個“紅幫”幫會，相當于現在的行業協會之類。

前幾年我在《新民晚報》看到一則介紹五六十年代中國國家領導人的服裝都是上海高級“紅幫”裁縫師傅制作的，可見那批紅幫手藝人技術之精湛。

誰知解放后父親的“紅幫”問題竟成了一段講不清的歷史問題，這事就打住不扯了。

父親還會修縫紉機，這門技術也給日后的的家庭生活困境解決了燃眉之急。

父親做衣服知名度高了，生意應接不暇，日子過得殷實。一九五四年家里添了一個弟弟，同年長江流域發生特大洪水，那水漫至古鎮下街東西對口巷道旁邊，那里地勢低洼。當時四歲的我目睹有小船在此擺渡，感到十分好奇。

不久，大概是暑假的時候，徐橋小學大門外球場即俱樂部門口突然出現了荷槍實彈押送勞改犯人的解放軍，那貨車頂部架上了蘇式轉盤機關槍，戒備森嚴。

后得知是望江縣華陽河勞改農場被淹，那里的犯人有一部分遷到徐橋鎮上安置。那些犯人操著北方口音，皮膚曬的赤黑。聽大人講他們大多數是國民黨軍隊的大小軍官，都是戰犯。

一個月后他們又突然撤走了。有一天，母親得知小學教室有犯人撒落在地的炒米，連忙叫哥哥帶我去掃。我們趕緊跑去果真幾個教室有不少大人孩子在忙活著，我們立即加入掃米隊伍，在另一間人少的教室掃了起來，拾掇了大半口袋有十幾斤，母親見此非常高興。

那時候城鎮居民已于1953年實行了糧油計劃供應，無糧本及糧油票很難買到糧油。居民大人每月只有27斤，小孩子隨年齡增長逐年增加一點，小學生只有20斤左右。往往是人多的家庭糧食不夠吃。

母親將沾了灰塵的炒米每次下鍋前淘洗干凈與好米同煮，煮熟的飯黃燦燦的，似有淡淡的香味，但是又太軟，吃到嘴里平談無味，但能填飽肚子。

糧油計劃供應，家中6口人糧食明顯不夠吃，加之吃的常常是苦澀的棉籽油，口味更差；后來家里由三頓飯改為二餐，有時一個月難得一見雞鴨魚肉葷菜，都是吃自家菜園種的蔬菜。從那之后我就感到特別餓，見到炒米當然不放過，總是在母親不在意時抓一把直往嘴里塞，也不管它臟不臟的。

1956年國家實行公私合營政策，凡城鎮手工業勞動者一律加入合作社。鎮上所有裁縫合在一起組成了徐橋服裝社，工資是按勞取酬。

到了1958年家里又接連添了二個妹妹，全家已經是八口人，父親生活的擔子顯然又加重了。

這一年全國掀起了大躍進的熱潮。挑鐵砂，造高爐，全鎮男女老少齊動員，超英趕美大煉鋼鐵，跑進入共產主義，實現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偉大夢想。

當時我覺得徐橋鎮解放前就已經通小輪船往返安慶（54年發洪水斷航），家家也有電燈，只差電話了，共產主義近在咫尺，感覺幸福美好的生活即將來臨。

這不，到了1959年全國城鄉大辦公共食堂，家家戶戶停火，一律到公共食堂憑飯票就餐。天大的好事從天而降，人人喜笑顏開，放開肚皮大吃大喝，感覺美好的生活從此開始了。

然而沒過多久，早餐由稀飯加饃改為只有稀飯，中餐由米飯變成山芋加山芋干，有時還配米糠饃，菜里油水又少，實在難以下咽，但又沒有辦法，難吃也得吃，我上學整天饑腸轆轆。

那時候饑荒在全國各地漫涎，后來得知安徽、四川、河南等省是重災區，農村餓死有幾千萬人（參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

那時早上放學回家母親從食堂打回的早餐是清湯寡水，照得見人影，天天如此，我很是不高興。一次，我見此光景，一股莫名的怒火沖天而起，從廚房拿起一把菜刀將竹制飯票一刀兩斷，以發泄不滿。母親只是傷心地流淚對我毫無辦法。可是懵懂無知的我完全體諒不到父母的難處，回想此事一生愧疚難安。

要說小時候脾氣不好這是實話，但我單純誠實。也是那個時候，有一次我在校外放學路上撿到一沓糧票毫不猶豫地交給了老師，第二天早上放學時全校師生集中，教導主任表揚了我拾金不昧的精神。

想想那個時候十幾斤糧票頂一個學生一個月口糧，父母得知我這樣做也沒有批評我。

后來家里的日子越來越艱難，父親的裁縫店生意清淡，姐姐也在店里學縫紉，哥哥小學四年級停學11歲當了童工。跟一位山東的師傅學修理縫紉機技術，基本上沒有工資。

日子實在過不下去，全家生計陷于困境。情急之下父親到宿松縣賴子廟附近老家去了一趟。老家是太湖與宿松兩縣交界處。

雖然老家也是一樣鬧饑荒，但是這里有兩處煤礦辦的十分紅火。一處是宿松縣辦的利群煤礦，另一個是一山之隔不到500米的太湖縣辦的太平煤礦。兩地煤礦都是58年大躍進配合大煉鋼鐵而興辦，不但產煤還煉焦炭。

兩處煤礦有數百人從事采煤煉焦工作。這些產業工人是重點照顧對象，衣食全力保障，雖然苦臟累，但是挨不了餓。父親見此于60年下半年帶領全家從徐橋鎮上遷到賴子廟小街，在緊靠廟旁邊租一處門面安頓下來。

他自己不知是從那里花很少的錢弄來了只有機子而無機架的舊縫紉機，他搗搗修修，請木匠配合做成了簡易腳踏機架。父親修舊如新，也多虧了他青少年時代學會的修縫紉機技術，從而峰回路轉，覓得一線生機。

由于賴子廟處在兩礦區附近，做衣補衣的人多了，加之母親、姐姐幫忙，天天都有零錢進項；另外父親人緣好，結識了不少礦上朋友，他們時常捎帶一些饃或者紅燒肉接濟我家。我那時轉到鄉下上學，路途雖有三四里，天天步行，但是沒有感到饑餓的感覺，很是開心，但是那里知道父母奔波操勞的艱辛呢？

在鄉下大概住了一年左右，1962年全國經濟情況好轉，兩地煤礦卻歇業了，我家又從鄉下回到街上，雖然一段最艱難生活時期結束了，但對于我家來說生活仍是清貧。

62年家里又添了一個妹妹。那時姐姐已經出嫁，哥哥還是做徒工，全家仍然過著儉樸的生活。

少年的我除繼續讀書外，還隨街上一班孩子去附近獅子山割茅柴，到處撿拾起柴禾，以彌補家中柴火不足；春天到農村田間地頭挖野菜、拔小蒜；秋后在鄉下挖過的地里掏紅薯，往往是空筐而歸。

另外，我們家在鎮東邊河也辟了幾疇菜地，天天由我擔水澆地。夏天，菜地要天天澆水，雖然體乏饑餓，但游詠的快感使其不異而飛。

時光飛逝到65年小學畢業，有一天父親找我談話，他說家里現在8口人，靠他和哥哥做事收入微薄，日子很不好過，建議我去學門手藝，當瓦匠或學縫紉任選，我一聽不吭聲，磨頓了好長時間，父親要我表白，我只好講自己不想學手藝，還想繼續念書，無奈之下父親只好答應了我的要求。

轉眼到了66年“文革”爆發，紅衛兵造反串聯，破“四舊”抄家，游行、批斗走資派，以至派性武斗等等，徐橋鎮這一系列的動亂我都是目睹與親歷者。

動亂時期，小鎮百業蕭條，裁縫生意一落千丈，父親哥哥的收入日漸減少，當時家中購買柴火是一筆大開銷。鎮上許多人家為節省開支，都是拖著板車步行50多里到縣城更遠的山區去買柴，柴錢便宜一半。

我那時天天在鎮中鬧“革命”，幾乎天天熬夜刻寫油印小報，忙的不亦樂乎。那時候父親十天半月凌晨二三點去山區買柴，叫我一道去，喊我出發時，我常常呵欠連天，不想起床，父親見我很不開心，后來出行前囑咐我天亮后即行，他拖著板車先走。

父親為家庭含辛茹苦終于觸動了我，想到自己偷懶而父親則關愛有加，他過早的操勞而蒼老的容顏使我自責又追悔莫及！

到了68年秋季，全國城鎮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了。我和二男三女下放本縣離家十里地的姑塘公社雙橋大隊孫屋。

在農村干活感覺也不是很累，因為平時在家也是經常挑水、拖車、割草，挖野菜……因此也習慣了。我們吃的雖有大米，也拌有山芋。飯能吃飽，但是油水極少，老鄉送的菜吃完，只好各自從家里帶咸菜來吃，飯量是越撐越大。

由于缺少勞動工具，我以此為由到公社申請學生下放費（人均80元）50元購置農具，辦齊了還剩下6元，給每人配備了茶缸、毛巾、牙刷牙膏之類日用品，最后剩2元多。有一次到公社辦事，見肉鋪有豬肉賣，心里十分驚喜，將余款買了三斤豬肉，回到村里，一位老鄉拿起肉仔細一看說這是老母豬肉，煮不爛也難吃。我頓時蒙了。管它呢，大家都沒有吃過豬狼肉，長期缺油水，過過嘴癮吧，我安慰大家。

肉燒了二個多小時，我們五個男女爭先恐后夾肉進嘴，果真硬梆梆的，缺少那種肉香味，吃的溫腥帶臭，十分掃興！

69年初，全國一波城鎮居民下放熱潮普遍開展。說是居民自愿下放農村，但主要是針對地富反壞右等重點人群。

68年底，哥哥已經入伍，我家是軍人家屬，不在下放之列。但是此時全國經濟凋閉，百業萎縮，縫紉社門可羅雀。沒有經濟收入，就無法購買油糧柴草和其它生活開支，一家人的生活就難以維持。

父親思前想后于是申請帶全家去原藉宿松縣鄉下養家糊口。在父親的要求下我從知青點轉到宿松老家。

在農村，全家人住在破舊的祠堂里，糧油全是生產隊賒的，由親戚擔保。

剛到鄉下分文沒有，弟弟妹妹要讀書，現實迫使父親鋌而走險，因為外出做事是不允許的。不知道父親是如何向隊里請假的，他實際上是到外地鄉下去修縫紉機，這樣七搞八弄賺了一些零用錢，解決了家中生活的急需。

在農村過了二年多，71年初我招工到淮南化工第三建筑安裝公司。安慶地區八縣一市共招收學員近千人。大部分學員被安排在化校（那幾年沒有招生，校舍教室閑置）集訓。

從農村招工到城市，雖然沒有大的體力勞動，但是公司偶爾組織學員去鄉下幫農民割麥子，到施工現場打掃衛生，平時就是政治學習，暢談斗私批修和學習《毛選》的體會，搞一些形式主義的東西。閑時大家集一房間聽知青互相吹牛、講驚險反特故事，感到特別有意思。

那時我們學員生活費18元，大家都很節儉，公司各個食堂有飯有饃，饃饃二兩一個，軟香可口，非常筋道，不用吃菜每頓能吃三四個。放開肚皮吃糧票肯定不夠。為了打牙祭，周日大家相邀去附近的田家庵市街面小吃店喝上一角錢一小碗的羊雜湯，經濟實惠，特別解饞。

未曾料到，不久我們宿松來的學員中發生了一件跳樓奇聞，現在想想真是不可思議！

原來三樓室友七八人互相打賭，誰能從三樓跳下去獎賞饃10個，果真有一身材干瘦，近1·60米的上海知青，往三樓窗口張望一下，突然躍上窗戶往外縱身一跳，摔在地下爬不起來，屁股坐骨摔成粉碎性骨折。大家趕忙下去并幫忙送往市區醫院急救。

此老弟一年后拐著腿上班，也是不幸之中萬幸！

此事為區區10個饃而引起的鬧劇和奇聞震動了全公司，說明那個年代饑餓的難熬，食物的誘惑是多么的簡單，人性的弱點在此刻暴露無遺，甚至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正是：悠悠歲月滄桑事，饑餓情景最難辭；感謝改革開放好溫飽有余晚年舒。